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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40岁4000万”后的“君子固穷”
□ 李晓亮
当您四十岁时，您身家几何？如果到时没坐拥四千万，而恰巧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又是您的恩师，那么您多少会有些窘迫尴尬了。
因为4月4日，董藩教授在微博上称，当你40岁时，没有4000万身价（家）不要来见我，也别说是我学生。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。此言一出，立刻在微博上引起莫大争议。
很多人批评这句话，皆以为董藩教授此言过于功利，像掉钱眼里了。其实这话要是由任志强、潘石屹等房产大鳄来说，如结合自身创富故事现身说法，说4000万身家勉强能算一个40岁房老板的最基本的起步价。估计大家听后，多有艳羡之情，而无愤慨之意。
但为何一个大学教授说了类似的话，就要引起轩然大波，而且多是在道德层面的口水激荡，还少有价值层面的理性剖析呢？问题大概就出在“大学教授”这四个字上。
未及探析上下语境，甚至没来得及细究这位教授的授业领域，就先本能地在某种模糊的道德观念之下，意识先行地进行批判，多少有些文不对题。为何大学教授说高学历要创造高财富，自己要培养学生财富意识就会引来非议呢？或许“君子固穷”这一理念对于干扰理性评判有着重要影响。比如代表性观点——“道德意识是你的工作内容之一吗？”“这种激励导向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。”
必须承认，董藩那句“没4000万别不要来见我”确实过分，表述不当没把握好分寸，不过这话传达出的创富激励导向，并无不妥。何况财富意识与道德意识并不对立，将此对比完全是逻辑混乱。
再者，董藩并非文科院系教授，而是管理学院教授、房产研究中心主任。就如他随后的微博声明所言：“那仅是对学生讲的励志话，他们基本都进商界”，“等学生40岁时4000万估计只相当于今天几百万”，“我的财富观是富不傲穷、贫不妒富”。对于二十年后的商界精英而言，四千万确实不是多么天文的数字。即便当今房产领域，也是以千万亿万为计量单位的。
但平心而论，民众对4000万敏感，却又契合现实语境的。因为在当下，别说普通家庭，就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一辈子也很难企及这个创富高度。这才是民众普遍对这句话感到沮丧乃至愤懑的深层原因。退一步说，即便我们不是任志强式的房产大鳄，普通民众是否就应该只将这个数字当个笑话看呢？也不尽然。不得不说，眼下知识阶层的创富价值被严重低估了。
很多知识精英，即便才华横溢，创造的文化产品社会价值未必比商界奇才差，但是其整体收入却必定相差悬殊。比如一个一流的畅销书作家、媒体人和一个一流的房产商的财富差距，会十分刺目。这难道就是一句分工不同，“君子固穷”可以涵盖的吗？非也。
不是说知识就是力量，知识改变命运吗，为何知识群体就不能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奋斗，达到和商业人士相同的财富程度呢？
而且，上述的“穷”也不是和“贫”同义，而是与“达对应，是一种权利状态。词义是指一个人不管在何种环境中，都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与道德操守，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。这就要求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创富环境和财富分配机制。使每个人得到其努力后所应当得到的地位和利益。
假如财富占有和非配掺杂了一些权利失衡等腐败因素，使得某些群体的奋斗历程得不到一个应有的财富价值体现，那么那种对财富占有的公平焦虑就会格外严重。诚实守信的君子，不是“固穷”而是“真穷”，且贫二代有沿袭的趋势，这时，任何关于财富神话的言行都会惹来别样的争议。“40岁4000万”后的“君子固穷”，就不是古人的本意了，而是有了更丰富的现代意蕴和价值阐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