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触摸“村规民约”的文明上限
□ 李晓亮
乡村，曾经是一个与城市遥相呼应的诗意的所在。与乡村相关的记忆，多是柔软而惬意的，是与急功近利截然相反的面孔，是真正合乎人的心性的，而诸如“恬淡”，“闲适”，“舒展”这些词，都可以用来涂抹我们的乡村情怀。
但是，现在有些来自乡村的信息，却让人感觉陌生而遥远，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：如浙江台州市小板桥村规定“未经村两委许可上访，扣除粮食补偿款1年到10年”；重庆大足县某村村规中有“不是处女不分地”的条款。而据昨日《南方农村报》报道，广东连南县香坪镇盘石村的《村规民约》却像一本“罚款指南”。
这份类似“乡村宪法”的规约共计20条规定中，涉及罚款或收费的有16条，罚款金额5到5000元不等，事项涉及破坏公共秩序、通奸、盗窃、偷杉木等方面，内容十分详尽。虽然村官称此举旨在改善民风，但“男女通奸各要向村委会交罚款1500元”仍让人感觉怪异。
我们知道，“村规民约”作为法律的补充和延伸，并非全无必要，相反在促进村民自治、推动农村发展中，确实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，这点不容否定。只是，那些乖谬出格的另类乡村规约，也提供了一个个反思当下特有乡土人文环境的样本，值得认真剖析探究，据此寻求那些被遮蔽的乡村治理困境。
以连南县盘石村这份规约为例，最大的问题在于“以罚代管”，甚至有各打五十大板，赏罚不明，以此创收的嫌疑。当然，这还是在剔除了法律语境，单就规约内容而论。而我们知道，在一个法治社会，没有什么规定能够凌于法律之上，更不存在任何一块“法律飞地”。无论是在穷乡僻壤，还是在闹市街区，一切行为的准绳，一切规范的底线，有且只有一个——即是否合法规，是否合情理。
以此观之，那些涉嫌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，比如破坏公共秩序、盗窃、偷杉木等，只要行为的严重性达到违法甚至犯罪的程度，就应诉诸法律手段，寻求司法裁决。而有些行为可能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界——比如通奸等——这时，也应该就事论事，采取相应的处置手段。而像现在规约这种不加区别的“一视同仁”，罚款了事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构成一种违规乃至违法行为。有可能姑息纵容了违法犯罪，也可能是不公正的“拉偏架”，导致当事一方的权益受损。
再者，一味地以罚款等经济手段来约束村民行为，也是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，无益于乡村秩序的维系和健康发展。而村委会作为基层管理机构，协调矛盾，定纷止争是其分内之职，收费罚款难免于法无据。这些罚金和收费，如何管理分配，似乎也缺乏透明监督。而寄望于以收费罚款的手段，传递出“村民自行化解矛盾”的管理意图，也不契合当下乡村实际。
矛盾自行化解，问题私下解决，这种观念不能不说是与法治和文明理念相悖的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：安徽临泉县一名农民在接近17年的时间里，强奸116人（38人未遂），多数还并行实施了抢劫，而受害者多为留守妇女，大多保持沉默。这种家丑不外扬，不分是非的“私了”观念，不能不说是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致命因素。
所以说，村规民约也必须有一个合乎法治和文明的上限。毕竟，现在的乡土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那个完全以亲缘、血缘和地缘为中心构筑的具有封闭特征的熟人社会了。在城市化、现代化的浪潮席卷下，古老的乡村文明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——以罚代管的规约，就是例证之一。以前乡村运行中的法律漏洞，会渐渐凸显，而维系其运行的道德共同体，也会慢慢解体。当道德义务的约束力减小，信任体系出现裂痕，这时就只能寻求法律文本的支持。
道德退场时，法律必须有担当。亨利·梅因说，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，都是“从身份到契约”的运动。裹挟在社会开放的大潮中，乡村中国走向半熟人社会、陌生人社会。古老安分的农民必须适应身份的转变，这就要求在新时期，哪怕是旨在改善民风的村规民约，也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定位，就是以合乎法治与文明的契约精神，来界定契约背后的权利、义务与责任。只有权责利对等，乡村秩序才能稳固，管理才有合理性和正义性可言。因为这关乎我们乡土文明及乡村建设的态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