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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训道德伦理，只是迟缓的觉醒
□ 李晓亮
最近一段时日，有关道德和伦理范畴的公共讨论明显多了起来。
前段时间，在谈到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时，温家宝总理特别提到了道德滑坡问题，强调注重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文化建设；随后，江苏南通还出台过“公务员思想道德和社会诚信行为规范”，开了张道德清单；日前，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又传出消息，该办近日印发《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（2011—2015年）》（下称《纲要》），要求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主要从业人员，每人每年接受食品安全法律法规、科学知识和行业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集中培训不得少于40小时。（5月9日《新京报》）
当“集训”一词兀然出现在食品行业，确实让人有些蓦然惊诧。食安委的要求很清楚，是对食品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方面的“法律法规、科学知识和行业道德伦理”的集训。而媒体提炼的标题，几乎全是“食品从业人员集训行业道德伦理”，这当然是深谙新闻之道的专业作法。
而在长期的食品安全焦虑之下，网上自然一片嘲弄起哄之声。简单归纳一下，网上的声音无外乎一下几种：道德伦理是不能集训的；或者说，集训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应急之举；从本质上讲，这是避重就轻，黔驴技穷的表现。法治才是治本之策，道德伦理只有镶边辅助之效。
以上说法当然都不为错。就像反腐一样，这么多年来，大家把其核心道理都说烂了，哪怕只是长期关注报章上各式官员贪腐新闻的资深读者，都已经能概括出反腐的要害了。所谓制度反腐，技术为辅。只有将不受约束、自我膨胀的权力，关进监督的铁笼，给权力戴上手铐脚镣，才能从根上解决腐败问题。而一切患上“技术依赖症”的炫技炫目的反腐手段，再花哨再前卫，最终也会铩羽而归，无功而返。同样，在食品安全的大道上，民众都是寄望法治铁拳，法律威严来保驾护航，而非希望依靠道旁插满的那些“人性化”的，单纯依靠自律等软约束的草标，来重树对食品安全信心。
在染色馒头、瘦肉精、三聚氰胺兴风作浪的食品安全困境里，公众对食品安全领域的严刑峻法，有着极度的渴望。希望，公权部门，能切实肩起监管之责，以公共责任、以法律威慑来戒严每一道食品安全关口，不再出现一头健美猪几乎是闭着眼睛哼哼唧唧就连闯食品安检的18道关口。
如果质检关形同虚设，那么不管是监管者还是生产者、经营者、销售者，凡是被同一条作恶的利益链条捆绑的当事者，都应在法治范围内受到严苛的法律制裁。这样的法律威慑力，显然不是温柔的道德伦理可以给予的。
但，在当前的食品安全困境下，是否行业伦理和企业道德真的就一文不值呢？显非如此。道德的归道德，法律的归法律。道德就是底线的法律，维系人类社会各个领域正常秩序的规则，主要不是成文的法律，而是不成文的伦理责任。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，更是如此。在那些模糊难辨的法律空白区，就是各种道德律令维系着社会的社会的健康良性运转。
在食品安全领域，其实不作恶是最底线的法律和道德伦理要求。伦理约束是市场正常运转的前提。有效的市场监管体系是以伦理约束为前提的。在此基础上，法律的外在监管才能起效。假如没有伦理约束，普遍地有意识地做不良之事，那再完备的法律也无济于事。
现在《纲要》提出的目标，其实早就应该是行业共识。企业家的精明，不该只是如何不择手段地实现利润最大化，而是在一定限度内增进自身利益，而又不违背企业道德、不伤害公共伦理。这种成熟的企业自觉才能赢得社会尊敬。
这就是道德伦理的作用，它没有法律那么刚硬，却高度依赖个体自觉，因为最简单的道理就是——如果人们放弃自己的伦理责任，那么，法律、制度就不可能趋向健全完美。人人推卸自己的伦理责任，那么我们就只能在幻想中拥抱美好，并在现实中互相指责。
